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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章

“赫尔曼先生”绝口不提从科瓦楚克少尉那里得来的消息，就像蜘蛛把意外得来的小飞蛾一层层裹起，藏进潮湿的树洞里，稍后再吃。科里亚绝对不能知道这件事，不然这位俄罗斯同僚肯定会抄起不久前汉堡码头装卸工那件事，当作木棍一样猛敲斯塔西的头。因为莱纳送去的假线报，那两个不幸的装卸工已经进了西德的监狱，还会在里面待上很多年。

然而这个裹在蛛丝里的小秘密，和克格勃手里的大秘密一比较，显得非常滑稽。克格勃早在雷达站建起来之前，就知道了隧道的事。一切都仿佛是按照安德烈最糟糕的噩梦来编排的：地鼠出在办公室里。这个人保密等级比安德烈还高，在计划尚未成形的时候就参与了中情局和军情六处的联合会议，随后直接把隧道的图纸泄漏给克格勃。你其实已经听过这个人的故事了，1961年之后的每一届士官生都要坐下来听乔治·布莱克的惊人冒险。布莱克，战争英雄，大家都喜欢的荷兰朋友，1944年就加入情报处的老手，竟然是在朝鲜的战俘营里向俄罗斯人投诚的，谁想得到这种事？他说自己的动机是信仰，是纯粹的理想，不过哪个叛徒不这么说呢？

柏林隧道是布莱克的永久纪念碑。所有的投入，从行动处高层到最不起眼的小麻雀，从雷达站到录音设备，特制钢板，通风管道，专门研发的垂直打孔装置，整整650万美元----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650万美元，相当于两架U2侦察机的造价，全都浪费了。

但我想安德烈私下里同情布莱克，尽管他逃避谈论这件事，声称自己和布莱克从未交谈超过三句话，要是追问下去，他会给你一些官方答案，什么忠诚，什么专业素养。但如果当时在整个军情六处里，有谁能理解布莱克的话，那就是安德烈。他们都是移民的孩子，天晴的时候你付出得再多，也避免不了下雨的时候被人用怀疑的目光打量。从安德烈身上，军情六处永远看见一个德国人；从布莱克身上，军情六处永远看见一个荷兰人。

布莱克在传记里自辨，“你得先有归属感，才能谈背叛，而我从未有过归属感。”也许安德烈会同意这句话，只是他们的反应不一样，布莱克选择背叛，安德烈选择退出。他至少还有选择，麻雀没有同样的运气。这是后来的事了，那段时间就像火车冲下悬崖一样，天旋地转，连重力都变得不可靠了。也许我不该喝刚才那杯威士忌的，我慢慢来，一件一件事说清楚，也许把窗开了吧，我亲爱的，来一点新鲜空气。

莫斯科后来声称，他们早就知道这场阴谋，但是决定“故意”让美国人挖进苏占区，以便灌输假情报。这是保全颜面的说法，莫斯科要不就彻底不相信中情局能打出这样一条隧道，所以坐着没动；要不就打算存下一个定时炸弹，必要时拿出来炸毁外交关系。克格勃甚至没有把隧道的存在告知驻柏林红军总司令，军官们自始至终在用那些被窃听的电话线来讨论武器库存，连队动向和讨人厌的上级，更为糟糕的是，他们甚至泄漏了外长莫洛托夫的行程。不管克格勃辩称自己袖子里藏着什么聪明诡计，都补救不了。

科里亚知道隧道的存在，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笃定地认为莱纳是块“毒饵”，而且那么轻松就把莱纳转手送给“赫尔曼先生”，然后冷眼旁观后者追着海市蜃楼乱跑，始终没有说一个字。可以想象科里亚从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，他从来不喜欢这颗柏林新星，认为“赫尔曼”太年轻，太古怪，太羸弱，什么都比俄罗斯人差一个等级。克格勃和斯塔西是一对被政治绑到一起的伴侣，在公共场合牵着手，承诺永恒的爱情。私下里互相猜忌，充满嫉妒地保护自己的领地，提防对方趁深夜偷走东西。

想象一下“赫尔曼先生”的愤怒和羞辱，1956年4月21日深夜，克格勃“意外”挖出了美国人的隧道之后，这位斯塔西头子甚至没有得到通知。记者都已经像秃鹫一样向发掘现场俯冲了，他才被下属捶门的声音吵醒，匆匆上了一辆等在外面的伏尔加汽车，一路踩油门奔向苏占区边界。更尴尬的是，看守隧道入口的克格勃不认识这个穿着睡衣睡裤的奇怪男人，差点拔枪，最后是一脸得意的科里亚把“赫尔曼先生”领了进去，像个骄傲的导游一样向他展示美国人安装在隧道里的铁门，上面用俄语和德语写着“将军禁止进入”，句子的语法是错的。

根据守卫的回忆，这两个间谍头子在隧道里呆了十几分钟，出来的时候科里亚吹着口哨，而那个瘦长的东德人脸色比之前更苍白，棉睡裤裤腿浸透了泥水，冻得嘴唇发黑。科里亚把外套脱下来给他，但是被拒绝了。两人上了同一辆车离开，这时候东德警察已经安装好了带支架的射灯，把整片湿漉漉的泥地照得通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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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莱纳的世界里，4月21日是一个普通的星期六，和上一个没有什么区别。他很少买报纸，只是偶尔路过报摊的时候扫一眼头版大标题。隧道的闹剧还没来得及见报，即使莱纳留意了，也不会发现什么有趣的内容。

下一次和安德烈的会面在十二天之后，这个周六莱纳已经有了安排，他打算重新给小阳台的栏杆上一遍油漆。在此之前，他想先下楼去买碱水面包。刚走出通往大街的那扇门，门房拉开信箱上方的小窗口，叫住了他。

“沃格尔先生，刚才您的本杰明叔叔打电话来了。”